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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”于2016年11月4日-5日在深圳举行，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厉以宁出席并演讲。他表示，数据显示经济增速保持在6.7%的水平上，但是绝不能认为我们的经济到了拐点，远远没有到。我们的下行压力并没有减轻，经济转型绝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，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。
厉以宁指出，在今天“失败是成功之母”越来越不灵了，如果你失败了不转变思路，可能永远都会失败。
其还认为，信息化时代是“创意、创新、创业”连在一起，先有创意才有创新。先有创意的人是无数正在投入市场的年轻人。别小看那些咖啡馆和俱乐部。经常有人在那里讨论他的创意何在，一旦有了创意了，这个时候能够发现投资机会的这就是企业家。
以下为演讲实录
厉以宁：跟大家分享几个观点。
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当前的经济形势，根据统计局最近所公布的材料，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，经济是保持在6.7%的水平上，但是绝不能认为我们的经济到了拐点，远远没有到。什么叫“拐点”？就是从现在的下行改为一个长期、平稳地发展，最近我们在外调查，煤的价钱上涨，所以很多小煤矿又生产了。钢铁价格上升了，所以钢铁的销路也比较好。
这些情况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现在的企业的确是需要去库存，所以为了保证自己的持续前进，必须要增加他的生产资料的储备料。生产资料的储备料本来是在减少之中，但是物价只要一开始上涨它就会跟上去。因为再过一段时间这些生产资料贵了，所以就造成了煤炭、钢材价格的上涨。
这是当前出现的正常现象，但是并不能认为我们下行压力已经减轻了。要知道经济转型绝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，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，我们需要做很多工作。我们说不要轻易谈“拐点”。明年仍然是在一个“稳中求进”的阶段，但是不会有大的起色。“U”形、“V”形的都不是今后出现的情况，更多的情况还是一个“L”形的情况，这是符合当前的现实的。
第二个问题是创新。
二十世纪最流行的经济学术语，而且大家一直在使用的就是“创新”两个字，熊彼特提出了“创新”的概念到现在整整一百年了，那时工业化刚开始不久。从今天来看创新的思路是对的，但今天很多情况已经出现了变化。
举几个例子，第一个例子，熊彼特说“创新就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”。这在当时是对的，因为当时是工业化时期，制造业起着重要的作用。但他没有料到以后就变成了信息化时代了，所以在目前，不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是创新，而是信息量的组合、信息的组合才是创新。如果不掌握最新的信息，不分析最新的信息，光是生产要素的重组，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。两厂一合并就能够创新了？要看你的信息量掌握到什么程度，有没有真正的新的因素在里面。
再举一个例子，熊彼特认为“企业家是创新者，主要是因为因为他们能够把发明家的成果用到经济中去，这就成为了创新。”这个观点在当时是对的，也没有问题的。但是信息化时代来了这个观念是落后的观念，不是这种情况。现在主要是“创意、创新、创业”三个连在一起，要想经济能够创新的话，必须先有创意，先有创意的人并不是企业家，先有创意的人是无数正在投入市场的年轻人。别小看那些咖啡馆，别小看那些俱乐部，经常有人在那里讨论他的创意，一旦有了创意了，这个时候能够发现机会投资的就是企业家。现在的情况是先有创意才有创新，有些企业是保守的，是维护既得利益的，每一个大企业都能够创新？不一定。
第三个例子，熊彼特的观点是“你要创新创业必须要有资本，先筹资、融资，然后组成一个计划，然后把发明家的发明移到新的领域来。这个观点不完全错，但是不够的，因为不了解网络时代给人们带来的影响。网络时代使整个经济运转的速度加快了，网络一旦你有新的创意出来，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有人自动向你投资，不是过去求别人投资，不是的。这个应该重视到信息化时代应该跟过去是不一样的。
再举一个例子，中国的古话讲过“失败是成功之母”，这个观念对吗？越来越不灵验，假定思路不改你要失败永远失败，你要成功必须转变思路。成功是成功之母，不是失败是成功之母，这是从一定意义上说，这是一个新的观念。这个过程中会出现无数的新的一些投资人，会出现新的组织者。有了成功就会有下一个成功，一直到另外新的创意出来了，这也是一种新的看法。
要知道今天的情况跟一百年前熊彼特的情况是不一样的，那时候大量的年轻的都是体力劳动者，他们的知识就少，今天不一样，尽量大量涌入创新市场的、创意俱乐部咖啡馆的是年轻人，可都是有知识的人，他们在这当中会发现许多新的问题，也有失败者，但更多的是成功者。
今天可以这么，整个经济运转的速度比过去不知道快了多少，我们正处在一个加速变革的时期，包括人的观念要改变，我们曾经这样想，你能够知道五十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是什么样子吗？总的方向可以讲，看准了，对了。但具体的问题不能解决，因为变化太快了，五十年以后的消费是现在的消费模式吗？五十年以后的投资是现在的投资模式吗？五十年以后的就业是现在这种就业吗？那个时候就业者可能完全就在家里面他跟企业是定合同的，他自己有计算机就够了，能够跟你联网就够了，你要软件我就给你研发出来。到那个时候，人们还会像现在一样身上都带了现金吗？那个时候人们出来还一定要自己购买汽车吗？好多东西都在变。失败者跟成功者同样在涌现出来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一定要有新的思维。
我们可以这么说，在未来的时代中，“企业家”这个名词可能都不存在了，不需要企业家了，需要的是领头者，领跑人，需要这样的人。他一旦新的发现就会出现新的领跑者、新的带头人，这样就行了。所以创新是中国的大势、创业是中国的大势，我们的观念需要改变，要深入到下面去看看，下面是一个什么情况，不是一百年前熊彼特所谈的情况。
第三个问题，我们讲一下社会人和经济人。
古典经济学他重视的是经济人，经济人又被称为是理性的人，他都是从自己经济的利益考虑的。成本要最低成本，收益要最大收益，如果消费者也是最低的价格能够买到最大的满足，这就是经济人的观念，所以经济人又被称为理性人，被奉为古典经济学的一个惯例。
但是现在来看远远不够了，而且这个观点并不错，但是范围是窄了，不断地有经济学家对这个提出挑战。凯恩斯他就是一个，他认为在投资方面人们往往有动物的本能，冲动性的投资。投资有冲动性这是凯恩斯认为经济人的假设是不够的。
凡勃伦的观点是，人们的消费他不完全是为了自己物质上的满足，他有很多原因，他为了自己精神上的满足，而精神上的满足这种新的炫耀性的消费。炫耀性的消费他明明没那么多减产，他一定要坐最好的马车，在街上走过使大家看到“这是一个有钱的人”，他就感到满足。他的满足是花钱能够带来一种愉快的感知。常言道“吃是百分之百为自己，穿是八十百分之为别人”，你是为了让别人看到你感到快乐和羡慕你，是这种观点。
西蒙认为最优的选择是达不到的，因为变量太多了，目标又不单一，你怎么能够几个目标同时做到最优呢？所以人们只能够次优选择。人们买东西特别是女同志，比如她们买一件披肩或者是一件外移，别人问她怎么样？她说“凑合”，她不会特别满意的，因为她没有走到那么多家企业，她不知道还有比她好的，真要走到那么多家没有时间。你买一个缝衣服的针，你要买最尖的针，你到百货公司去看了有卖针的，我挑一个最尖的针，你自己挑吧，没有哪个傻瓜自己带放大镜来比较在这么多针当中挑一个最尖的，还要记笔记。没有的。看到第一个针不行不太尖，换第二个针有点弯，第三个针“行了，不看了”，次优选择。消费者走在走次优的选择，还有什么理性人呢？所以他提出了“优先理性”。这个观点现在越来越广了。
实际上在经济学里面除了有经济人以外还有社会人，社会人他考虑的是社会问题，比如说有两个地方可以投资，A、B。A成本低效益高，B成本高效益低。一般按经济人的假设全部在A投资，因为成本低。为什么偏偏有些人愿意到B投资？这就要分析了，他干嘛要到B投资啊？一个原因是我之所以到B投资，因为那是我的故乡，我对故乡感情留恋，所以说在我有钱的时候回到故乡去建一个医院、建一个学校、办一个工厂，增加当地的GDP。这是一种考虑。
还有第二种考虑，我之所以在B投资，因为我从小在那里学习过、生活过，当时的人们瞧不起我，认为这家伙没出息。今天我发达起来了，我就在那里投一个工厂，投一个图书馆给你们看看。这是一种心理，也是社会人。
还有第三种情况，就是我之所以要到那里去投资，因为我在那里曾经做过一些不光彩的事情，比如当初我离开的时候欠了很多人的债没有还，我欺骗过一些人，找人家借钱就走了。有内疚，今天我回来了。我回想起过去内疚的话，于是我就一定在那里投资来弥补我过去的错误，这也是社会人。
现在我们经常讲的一个企业之所以能够发展，一定是企业文化搞得好，而企业文化中的最核心问题是培育职工的认同感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同甘共苦不是一个概念，“同甘”是“同甘”，“共苦”是“共苦”。“同甘”是企业走上坡路、形势好、红利多，怎么样分配这些红利必须有制度，没有制度就乱了，制度不合理仍然是这样的，到修改以后。这是企业可以做到“同甘”可以靠制度。“共苦”靠精神，必须一种精神在支持他，这是“共苦”制度是不管用的，是不够的。工厂老亏损，工资两个月、三个月都没发出来，这种情况下我走了，你怎么样跟他谈制度不管用，但是如果企业文化做得好，整个企业有一种共苦的精神，攻读难关，大家抱团取暖就行了。所以“同甘”是“同甘”，“共苦”是“共苦”，这就更证明了认同和社会责任感的发展。今后我们的发展不仅仅要在经济上发展，经济人假设仍然在某些上面是有用的但是不够的。社会人的假设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，大家都有一种社会公益感、社会责任感，这样的话我们的经济必定能够走向新的阶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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